■ 来论

　　财政部、监察部和审计署日前联合印发《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颁布12项“禁令”，金融央企负责人不得违规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，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住宅购置、住宅装修、物业管理费等。

　　金融央企行业特殊、地位重要，违规风险大，专门针对金融企业发布“禁令”予以规范，确有必要。

　　不过，翻开前几年颁布实施的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》等规范，不难发现，新颁布的“禁令”其实并未强调“新意”。粗略一算，在12项“禁令”中至少有8项是明确有规定的，此外诸如禁用公款为个人购房等事项，更是个法律常识。在当下，经常性重申“禁令”或有必要，但更需要在细化操作标准和监管流程上下工夫，提升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否则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都奈何不了高管们的职务乱消费，一纸重复已有规定的“禁令”的执行效果估计也不太乐观。

　　还要“重申”的是，“禁令”是从12月1日起执行的，但此前如有违规职务消费行为，比如花公款为个人购买房屋、支付非因公消费娱乐活动和礼品费等“违反规定”的，也绝不可既往不咎。

　　有专家表示，出台“禁令”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方面。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解决现行体制、机制和制度产生的不公平问题，这些问题，在性质上往往只涉及不合理、不公平，而不涉及违法或犯罪。如果是违法违规所得的财产或非法利益，规范的路径则不是改革，而应当是法律制裁。比如“禁令”中许多假公济私的行为，就不仅要对非法所得予以追缴，还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　　其实，在法律基本健全的背景下，包括央企高管职务消费等公职行为的规范和治理，关键问题不是重申法律规定，用各种“禁令”扮演法律的“二传手”，而在于加大执行力度，使得已有法律规定都能落地生根。否则，如果法律行不通，出台再多的“禁令”也无济于事。

　　□行者(法律从业者)

(原标题：职务消费重申“禁令”关键是执行)